在距今2600多年前的东周时期，竹溪属古庸国。《竹溪县志》（清同治版）记载：“楚庄王三年（即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年），庸率群蛮叛楚，八月，楚伐庸，楚人、巴人、秦人灭庸，庸地入楚，置上庸县，竹溪为上庸县属地。”《四川通志开县志》的记载与竹溪县志遥相应证：“周匡王二年
（公元前611年），巴、楚、秦三个诸侯国结盟伐庸。灭庸以后，瓜分其地，巴分到今下川东 （含今开县）地。”很明显，庸国设立应在春秋之前的商代，灭亡于春秋时期。

    大量史料表明，庸曾是一个泱泱大国，历史有千年之久，疆域东至麇（现房县、保康、丹江口及神农架北部），南至湖南张家界，包括湖北西部和重庆的东北地区，西至汉中，北至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广雅》曰：“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里说的荆巴间，即湖北西部
（包括恩施、荆州、神农架、十堰及襄樊的部分地区）和重庆东部。 《太平环宇记》在介绍房州竹山 （当时上庸县已并入竹山县，故含竹溪）时，有
“土女治麻楮，不事蚕桑，男子刀耕火种，不知文学，其於信巫鬼，重淫祀。土产，贡葛、蜡、硝、茶”的文字，这是对竹溪产茶的确切记载，当时茶叶主要用于醒酒提神。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意即周武王亡殷以后，巴蜀一些原始部族，一度也变成了周的封国，当地出产的荼
（即茶）和鱼盐铜铁等，悉数变成了 “纳贡”珍品。这是茶叶作为贡品的最早记述，而且 《华阳国志巴志》中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园有芳蒻
（竹）香茗”，不是采之野生，而是种之园林的茶树。这应是西周时期
（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81年）。我们稍加分析不难发现，既然西周时期饮茶在巴蜀已比较盛行，应先有一个茶的发现和早期利用阶段，而且也不会仅仅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

    庸被楚、巴、秦灭亡瓜分，后秦又吞并了巴蜀。清顾炎武《日知录》记载：“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至此，饮茶成为专门的“事”。茶学专家们把这段时期称为中国茶业最早的发展阶段，亦即西周、春秋时期，以巴、蜀为中心。　　　　　　我们在历史长河中的西周和春秋时期找到了竹溪茶的清晰印迹，再来看汉唐时期。

    《新唐书》记载，归州巴东郡（三县：秭归、巴东、兴山）、夔州云安郡（四县：奉节、云安、巫山、大昌）、金州汉阴郡（六县：西城、洵阳、淯阳、石泉、汉阴、平利）三郡特产“土贡”均有茶。唐《通典食货赋税》还记载了茶叶作为赋税的数量，即安康郡贡茶两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湖南龙山）贡茶一百斤。郡的设立自隋唐开始，《新唐书》记载的内容也主要是汉、隋、唐时期的历史。

    上述出产贡茶的郡，都曾是古庸国属地，庸地其他地区都产茶叶，有的早在古庸时期就享有盛名，但为何惟独其都城上庸即现竹溪、竹山周围无茶叶种植历史记载，是否上庸不适宜种茶或者隋唐时期不种茶呢？答案是否定的。上庸一带应该与周边地区一样，茶叶种植同样历史悠久，同样是茶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只不过在汉唐时期，这一带长期处于战乱（如竹溪民间传说薛刚反唐曾在泉溪、丰溪屯兵，纪鸾英曾在水坪纪家山驻军，穆桂英在丰溪下三坝留有系马桩），茶叶种植规模相对较小，因而被史学家遗漏。那么，我们到民间去搜索吧！

    古庸国千余年的历史，积淀了丰厚的庸文化，茶文化自是不在话下。三国时期名医华佗在《食论》中写道：“苦茶常服，可以益思。”蜀人王褒所著《僮约》中有“武阳实茶”及“烹茶器具”之句，武阳即今四川省彭山县，这说明在秦汉时期，巴、蜀产茶已初具规模，并有多种用途，如药用、丧用、祭祀用、食用，或为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在竹溪民间，至今仍有用茶水洗眼治病、消火杀菌以及以茶叶、谷物、盐用于巫术“辟邪”的做法。　　　　　　　竹溪民间，还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庐陵王李显被贬房陵时，曾途经竹溪梅子垭，偶染暑疫，土人取茶“煮而饮之”。李显不仅颇感茶味佳美，暑疫之疾也被治愈，遂用梅子茶敬献母皇武则天。武则天品尝后大加赞赏，钦定为贡品，岁岁纳贡，这就是“梅子贡”茶的由来。竹溪籍著名作家野莽在
《地名志梅子垭》中详细讲述了这一传说的来龙去脉。武则天将儿子、唐中宗李显贬至房陵当庐陵王，这是不争的史实。后来李显用尽心机讨得母皇欢心，终于回到宫廷，并登上帝位。究竟李显用什么讨得母皇欢心？除特定的历史机遇等因素，时常以地方特产茶叶等贡品上贡、以表对母亲兼皇帝的武则天的孝敬自是少不了的。

    如果传说值得怀疑，那么今天竹溪汇湾乡梅子垭山顶的数十株成片的古贡茶树则不容置疑。当地卢姓人家藏的《卢氏家谱》记载：先祖系梁山好汉卢俊义之子，为逃避官府追杀，隐姓埋名于此，以茶为业，这片茶园即其逃匿于竹溪时所种。宋代是历史上茶饮活动最活跃的时代，宋徽宗赵佶亲著有《大观茶论》。正所谓上行下效，自宫廷至民间，“绣茶”、“斗茶”、“分茶”之风甚为流行，茶肆、茶楼随处可见。那么，卢俊义原是员外大户，在茶风盛行的时代，其后人隐居梅子垭，以茶为业就不足为奇了。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宋宣和元年(1119年)至宣和三年(1121年)，前后三年多，卢俊义之子应生活在公元1150年前后，那么梅子垭古贡茶树距今应在800年以上，这与华农大专家的考证完全一致。　　　　　　一部茶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在古代中国，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茶叶也逐渐由最初的药用、贡品、祭祀用发展到食用、饮用，由巴蜀逐渐东移南下，遍及九州，成为举国之饮。公元589年到公元1368年的隋、唐、宋、元时期，是中国茶业兴盛阶段，但是，笔者至今未见有元朝典籍中对竹溪茶的记载。窃以为，因竹溪偏居巴山一隅，少有名山大川，对文人、墨客、高官缺乏吸引力。再则，元朝统治者是北方游牧民族，习惯饮用红茶。这也大概是竹溪绿茶不被人识的原因之一吧！

    倒是在明清时期的相关典籍中，人们找到了竹溪茶的影子。清同治版 《竹溪县志》记载：“邑绅李昌平造茶亭于上……子荣春等除捐山地一分，作煎茶经费外……”意思是说，明清年间竹溪居民有饮茶习俗，当地有钱人李昌平
（字东山，嘉庆辛酉年进士）还在县城东西两地开办茶亭作为善举，供过往行人饮茶，子荣春等人还捐出一分山地，作为煎茶的经费。竹溪县文化馆现藏有一件本地出土的青铜器，下面为一个小鼎，上面有一个铜碗，碗口一边制造有缺口。据考证，此物为古人煮茶所用。　　　　　　

    1983年，竹溪县电视台记者甘启良（著有《竹溪植物志》），与天宝乡干部余以新在天宝乡杨家坪村龙王沟一山谷见到两棵古茶树，其中一棵高约3米，有3个主干，每个主干直径约13厘米。据推算，树龄至少在500年以上，那就应该是明朝中期的。两棵茶树的基部有人工砌的石坎，可见有古人培植。与茶树隔沟相望的正对面悬崖上有一岩洞，洞口有残存石墙，明显有古人居住。2004年，甘启良再寻那两棵古茶树未果，但在天宝乡小桂、大桂（均为地名），却发现数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竹溪茶史悠久，由此可见一斑。

    岁月的巨轮驶至二十世纪初，尽管战火频繁，但竹溪茶一如竹溪人坚强而茁壮地生长、繁衍。1949年竹溪解放时，水坪镇的纪家山、油房梁，鄂坪乡的罗汉垭，汇湾乡的梅子垭，天宝乡的白鸡垭、孔雀垭、关山、杨家坪等地有小块茶园，加上农户房前屋后的零散茶树，面积达3000多亩，产量7500余公斤。1966年兴办县国营龙王垭茶场，1969年兴办梅子垭茶场，全县茶叶面积突破1万亩，产量突破5万公斤。到2010年，全县茶叶达到20万亩，年产量达到400余万公斤，并形成绿茶、乌龙茶、茶食品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